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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晋商与湖南安化黑茶

时间:2015-06-16  编辑:admin字体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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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说“十年中国看深圳,百年中国看上海,千年中国看北京,三千年中国看西安,五千年中国看山西”。翻开中国山西的历史,仿佛打开一坛浓的化不开的老陈醋。
为了寻找骆驼之路上先人的足迹,我们于2005年7月,怀着一种疑惑而期望的复杂心情来到明清时期名震全国的晋商之乡——山西。从西安出发坐火车至平遥,需要十多个小时,看着窗外一望无垠的玉米地,矮小的平顶砖房,谁也无法想象电影里的乔家大院的辉煌能与此有何瓜葛。叹斗转星移,时过境迁。。火车到站,找一人力车夫拉们进入神秘的古城平遥,一刹那,光芒四射的古城墙把我们的心震得咚咚响,仿若梦中。难怪余秋雨先生感叹“抱愧山西”,他说:“看来,山西之富在我们上一辈人心目中一定是世所共知的常识。我对山西的误解完全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。唯一可以原谅的是,在我们这一辈子,产生这一误解的远不止我一个人”。未到山西前,我对此段话还存在很多疑惑,直道今天,才深深体会到这句话的真正含义。
这座位于山西省中部,太原以南90千米的古城,城墙原是公元前9世纪东周名将尹吉甫用土砖筑成,迄今已有2700多年,明洪武三年(1370年)重建为现时所看到的砖墙结构。墙中有墙,除古城墙外,每个家院、商号都有其独特的院墙,院内均用青砖铺就。每家每户正院顶端均置有一口大的水缸,并养植一些花草,给古朴的庭院带来春意盎然的勃勃生机。
平遥古城于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平遥古城中国汉民族城市,它保存了中国所有特征,并在中国历史发展中,为人们展示了一副非同寻常的文化、社会、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花卷。”
晋中大院是历史的浓缩,其中蕴含着山西人的精明和敢为人先的奋斗精神。“货币天下行”的“日升昌”票号成为中国银行发行汇票的先河,乔家借钱给当年的慈禧太后以解国危的壮举,便可略见一斑。直到现在,研究商业的人如果对晋商不去了解,就不配称为一个真正的学者。
山西商人历史悠久,早在两汉就有记载。但真正兴盛而成为国内一支著名商帮,则始自明代,盛于清。主要原因一是商品经济的发展,许多商品需要通过商人的中介作用销往各地;二是自明清以来政治军事或经济地理的因素,为山西商人的发展提供了机遇。应该说盐、铁是山西商人向外扩张的重要条件,丝绵生产和明代北部边镇驻军粮饷更是为山西商人的发展提供契机,边地的茶马市、西茶市又给山西人的发展带来了机遇。
山西不出产茶叶,但有一个与山西接壤的广阔茶叶消费区域。这个区域,在明代和清代都是生活必需用茶的地方。山西茶商在全国人口20%多的地区和土地面积一半以上的广阔区域活动,垄断和操纵着边疆各地区的茶货贸易。按茶叶采购的区域来分,大体可分为三阶段:第一阶段明末清初,主要采购汉中和四川之茶;第二阶段在清前期,采购湖南安化、福建武夷、浙江建德、安徽霍山等地之茶,以湖南安化的资江为盛,湘潭则为大转运码头;第三阶段自清乾隆、嘉庆以后,主要采购湖南和湖北交界的蒲圻,临湘一带的茶叶。茶叶通过外茶商和内茶商的共同合作,销往我国的边陲地区和沙俄。
山西人可以说是最早采用机械压制砖茶的,“其原料多为二茶或三茶,茶叶长约一寸,味强,一般称为老茶。压力多为木制平压机”,“其压制法极为幼稚,置茶于蒸笼中,架锅上蒸之,倾入模型中,置木架压榨器中,借杠杆之力压之。移时,在模中托出,放于楼上,听其自然干燥。“采出茶入锅,用火炒,置布袋揉成,收者贮用竹篓。稍粗者甑软用。稍细之叶,洒面压成茶砖,贮双竹箱,出西北口卖之,名黑茶。”
山西人之精明,还表现在他们的诚信和敬业。在平遥,年轻的人力车夫为我们拉车整整半天时间,一边为我们解说平遥的历史和现状,一边为我们查找资料提供路径导向,省去了许多不必要的时间开支。临别时,我们给他五十元钱,他执意不收,只收了他应得的二十元。大体这就是山西商人的为人之道吧。中国人说,经商的成败与为人如何至关重要。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邓九刚参加中央电视台的《晋商》节目时说:“他们(晋商)诚心诚意的对待顾客,他们那种敬业精神,使他们在语言的掌握方面,都达到了这种令人吃惊的程度。我过去采访山西商人,老的山西商人,和他聊天,说着说着,说到激动的时候,语速快的时候,他情不自禁的把汉语变成蒙古语,就是说蒙语变成了他的母语了。他这个山西人无论从外形,还是心理、语言,几乎就是蒙古人。这是因为他从小,从14随学徒,掌柜的就把他放在草原上,字号就要求他,在草原上要习蒙俗,用蒙语,对顾客要尊重,要掌握顾客的心理,这你才能战无不胜。他这个商业为什么比人击不到它,无法排挤它,他和顾客的关系达到这种程度。”
除此之外,作为一个合格的山西商人,还要学习一些中草药知识、针灸知识。以见牧民有病了,给人家看看病,搞点中草药,给人家针灸一下,他病好了非常感谢逆,互相之间建立了一种信任关系。
山西土地贫瘠,晋中大院的兴建并非在一夜之间拔地而起,而是通过多代人的努力才有今日所见到的规模。如果略微探究一下这些大院的历史,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,这些院落的第一代主人,在走西口之前,几乎全是一些在家乡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。像曹家的祖先,是推着独轮车卖沙锅的;常家的祖先,在张家口摆摊卖布;而乔家的祖先乔贵发,刚到蒙古草原时甚至连小贩都算不上,他靠卖苦力,给别人拉骆驼为生。
乔贵发第六代孙乔挹青说:“一开始去包头的时候,乔贵发一分钱都没有,就全是靠苦力打工。后来挣了一些钱,当是当初买卖做得也不是很好,于是他又回到老家又开始种地。他在包头的那个小买卖,就请一个姓秦的老乡在那守着。乾隆二十年的时候,他有了一个机遇。那年是粮食丰收,老秦那个时候感到粮价很便宜,就收购了大量黄豆、玉米这一些东西,为的是以后磨豆腐,生豆芽。因为价钱比较便宜,就存了一些,没想到第二年天气大旱,一旱后大庄稼种不下去,只好种点儿小秋。黄豆值钱了。买卖有了转机,于是老秦有把老乔叫到了那儿。两个人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了点模样,有点规模了。“
山西商人经营茶叶的足迹遍布了大半个中国。在恰克图模样的中国商人有二十多家,其中只有两家是非山西籍的,一家是北京的,一家是新疆的。剩下的全部是山西人就是说恰克图贸易是由山西人垄断的。整个茶叶贸易的路线,当时有三个重要的。恰克图是第一大市场,第二个史海拉尔市场,这是东北方向,西北方向是塔尔巴哈台,塔城市场,就是现在阿里山口往西区的市场。
茶商的势力和财富,也改变了山西人的观念,当时山西流传这么一句话:“当官入了阁,不如草票庄上当了客”;“家有万两银,不如茶庄上有个人”。茶商之地位可见一斑。
为追踪千两茶经营者的足迹,我们来到了祁县渠家大院博物馆。这个于1996年9月正式对外开放的博物馆,是渠家大院的产物,渠家以经营茶叶发家,其所经营的长裕川茶号也是当时晋商中最大的茶庄之一,所谓“长裕川声明卓越,三晋源汇通天下”,这是对渠家两国大茶号的诠释。渠家在祁县修建了几十个大院,有“渠半城”之称。
在渠家茶叶博物馆内存列着晋商监制的“宏源”川字牌青砖茶和千两茶模型,这不禁使人想起《乔家大院》剧中行走在戈壁沙漠上骆驼古道以及乔致庸头顶烈日,足履灼沙,栉风沐雨,把一支支、一片片茶砖运往恰克图的艰难情景。
游过了太原平遥和渠家大院,不能不到乔家大院看一看它的淖约风姿。“先有复盛公,后有包头城是对乔家巨富的形容。乔家是典型走西口发迹致富的巨贾大商,当年主要在恰克图、包头等地与蒙古俄国进行先有、毛皮的交易。最盛时,经营店铺十九家,员工四五百人,还有两个大票号“大德通”、“大德恒”。
乔家从发迹到衰落,传了七世。第一代乔贵发为创业者,发迹于包头。乔贵发有三个儿子,其中乔全美是第三个儿子,他继承了乔贵发的基业,创设了包头“复盛公”。桥全美又生了两个儿子,二子乔致庸,是如今所存乔家大院的主人。乔致庸年轻时奇文经商,由于他重诚讲信,善用人才,事业得以辉煌发展。乔家家规很严,一不准纳妾,二不准虐仆,三不准嫖妓,四不准吸毒,五不准赌博,六不准酗酒。1938年9月,因不堪日本军队的骚扰,乔家举家老小六十多人迁离故土,再也没有回来。乔家堡因大院而闻名,却永远也想不到,有一天自家的宅院竟支撑起一座城市的名气。
1840年,帝国主义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,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,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,国家主权的丧失,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。在这种情况下,晋商纵是有千般解数,也难以施展,在与外商的商贸活动中,已无平等竞争可言。非但如此,清政府为避免因商畔而引起的争端,又往往对晋商进行压制。晋商在这双重压迫下,商贸活动锐减。
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,俄国以调节有功,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,打开了侵略中国的通道,取得了沿海七口(上海、宁波、福州、厦门、广州、台湾、琼州)的通商权,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,即免征茶叶的半税,以及内地采购和设厂制造茶叶,打击中国茶商。洋人利用机械生产茶叶,生产成相对较低,对晋商的茶业造成了威胁。民国时期,晋商的辉煌终于结束。
晋中大院浓缩了一个时代的背影,时至今日历史的辉煌如同大院青砖瓦上的那抹余辉终将退去。倘若你到晋中,对富贵的感觉便会更深一层,正如当地人对财富的看法一样,一样的平淡,大概是他们见多了财富的变更,便有了一份超脱于从容,昔日“富甲天下”的荣耀已悄然逝去,自得其乐的生活似乎成就了当地人的达观境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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